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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双方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承诺，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都是无效的。短期内，企业合规成本可能上升，但这也倒逼企业提升人效与管理水平，从“以人海战术压低成本”向“高质量用工”转型。
近期，最高法明确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均无效一事引发公众热议。
8月1日，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及典型案例，明确针对用人单位规避社保缴纳、劳动者主动放弃社保等问题，无论双方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承诺，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都是无效的。劳动者有权据此解除劳动合同，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9月1日，这项关系亿万劳动者权益的社保新规将正式生效。
针对这一政策，多方看法不一。有劳动者认为，缴社保后到手的收入会下降；有小微企业老板认为，缴纳社保将增加用工成本。还有人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一政策有助于维护市场公平，保护劳动者权益。
业内专家则认为，此次司法解释释放出清晰信号，即社保是国家保障劳动者基本权利的重要制度，任何形式的规避都是违法无效的。从法律、制度到舆论都在形成更严格的“合规共识”。但如何在保障劳动者基本权利与企业生存之间找到平衡点，是底线之上值得探讨的问题。
“不缴社保”约定均无效最高法划红线有助促进社会公平
王正（化名）是一位驾校教练，他不缴纳社保，每个月到手可以多几百元，“孩子上大学正要花钱，而且我在老家也买了新农合”。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
今年3月，某外卖平台面向全国骑手发放社保调研问卷，在已收回的3.8万份有效问卷中，42.46%的骑手表示没有参加任何社保。
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朱俊生教授对贝壳财经记者表示，当前，社保缴纳“变通”问题普遍存在：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或新兴平台用工主体，为降低用人成本，往往通过“协商一致”、签署“放弃社保声明”等方式，规避法定的社保义务；部分劳动者则因短期经济压力，主动选择“多发现金、少缴社保”。这些行为在实践中逐渐常态化，客观上侵蚀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8月1日，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明确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都是无效的。劳动者有权据此解除劳动合同，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
最高法同步发布了典型案例：2022年7月，朱某入职某保安公司，双方约定某保安公司不为朱某缴纳社会保险费，而是将相关费用以补助形式直接发放给朱某。此后，某保安公司未为朱某缴纳社会保险费。
朱某认为，有关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是某保安公司事先打印好的格式条款，剥夺其法定权利，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悖，不具有法律效力。朱某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向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某保安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等请求。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未支持朱某有关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请求。朱某不服，诉至人民法院。
审理法院认为，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除法律规定的事由外，不因双方约定而免除，双方有关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无效。某保安公司未依法为朱某缴纳社会保险费，朱某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符合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法定情形。审理法院判决某保安公司支付朱某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社保权利‘名义放弃’问题反复争议。不少劳动争议中，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书面同意不缴社保’为由试图规避法律责任，导致基层法院在个案处理中标准不一。此次司法解释统一了裁判尺度，明确‘不得协商放弃’的强制性规则属性，回应了近年来劳资关系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制度意义。”朱俊生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系副主任徐凤辉对贝壳财经记者进一步表示，8月初正值高校毕业生入职和企业用工调整期，上述司法解释让新入职员工和企业在建立劳动关系之初就明确知晓法律底线。“更直接意义在于，提高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底气，防止劳动者因一时短视或被迫而牺牲长远保障。”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对贝壳财经记者表示，社保缴费关乎员工福祉，变相不缴纳社保的用人单位在侵害员工本应享有的合法权益，这项司法解释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
徐凤辉表示，司法解释将增强企业合规用工意识，迫使所有企业必须将社保支出纳入经营核算，推动企业用工走向全面合规，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社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新规倒逼企业提升人效与管理水平
有观点认为，之所以在当下提出上述司法解释，与缴纳社保人数下降，社保支出压力较大等因素有关。但贝壳财经记者观察过去5年的社保数据，至少从参保人数上看，仍稳中有升。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9.99亿人、2.17亿人、2.68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年底累计结余6.13万亿元。
而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71亿人、2.45亿人、3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9.83万亿元。
当然，即便如此，有效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依然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灵活用工正在成为重要的用工形式之时。
徐凤辉表示，司法解释提高了企业的违法成本，不仅必须依法补缴社保费及滞纳金，还需承担劳动者据此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责任。
朱俊生则认为，随着国家对社保扩面、灵活就业规范化的推进，加强司法兜底和震慑作用成为关键步骤。该解释体现了司法系统对国家治理目标的制度支持。“短期内，企业合规成本可能上升，但这也倒逼企业提升人效与管理水平，从‘以人海战术压低成本’向‘高质量用工’转型。”
平衡个人收入与企业负担社保制度优化仍值得探讨
然而，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对于个人而言，缴纳社保将直接导致其当期到手收入下降，这也是不少劳动者愿意签署“放弃社保声明”的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对于企业而言，缴纳社保也是一项不低的成本。根据国海证券的测算，2025年上述外卖平台新增社保成本约20亿元，相当于其净利润的15%。
如何在保障劳动者基本权利与企业生存之间找到平衡点？马亮认为，对个人而言，司法解释短期内可能会减少其实际到手的收入，但长期来看，有利于其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对于企业而言，司法解释也更有利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避免不注重员工福祉的企业“劣币驱逐良币”。“当然，要关注企业的‘成本转嫁’问题，比如，企业是否会将新增的人力成本要求员工个人承担，为此，更要加强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力度。”
朱俊生则认为，不回避现实困难，但不能牺牲制度底线。“需要明确，社保制度是公共保障制度，不是雇佣双方可以协商‘免除’的市场化项目。放弃社保，可能换来短期利益，却会带来长期隐患，如无养老金、医疗报销、失业保障等，对个人和整个社会的风险转移系统都是沉重负担。”
朱俊生进一步表示，要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不应靠放弃法律责任，而是靠改革制度设计和政策托底。首先要降低企业的费率、优化激励、扩大缓缴机制。近年来，“五险一金”缴费率已有所下降，后续应持续优化，特别是针对小微企业；其次，对个人要建立更灵活的缴费机制。推动城乡居民社保、灵活就业社保等多层制度并轨互通，使不同群体在不同阶段有弹性参保选择。同时，鼓励个体补缴、断续、接续机制，避免“一失业就断档、以后补不上”的恶性循环；第三，推动社会共识与制度信任的重建。现实中，很多人不愿缴社保，是因为对其“可得性”“可信度”存疑，因此，应当提高社保制度的可及性与透明度，简化手续、公开账目。
简而言之，司法解释已限定社保的底线不能突破，但社保制度如何更好地适应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需求，仍有较大的讨论空间。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潘亦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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